多少好经验,都在《半月谈》;多少心里话,也在《半月谈》。20多年来,我辗转多个工作岗位,从一个普通宣传干事成长为厅级领导干部。《半月谈》始终与我不离不弃。
重庆市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(右二)调研乡村产业发展 。
1988年7月,我大学毕业留校,分配在校报编辑部工作。那时没有互联网,编辑部订的报刊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。那时,《半月谈》是大家最喜欢的刊物之一。
我们校报的主编是个敬业、严谨又和蔼的人。他有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:“你们年轻人,尤其是当编辑的,要想把握好政策,一定要认真学好用好《半月谈》等报刊。”4年后,我调至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。在参与创办《重庆宣传》时,我深深感到,原来阅读《半月谈》真的可以令我受益匪浅。
由于注重学习时事政策,我在撰写或修改每一期《重庆宣传》卷首语时,总能得心应手。对一些热点问题,我也更能准确把握。1994年初夏,我写了《要注意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侵蚀》的稿子。不多久,中宣部有关领导在重庆召开座谈会时,专门点到此事,并明确要求向不良文化现象宣战。
那些年,《半月谈》的地方联络站大都设在省市委宣传部,我也因此与《半月谈》有了更深的感情。记得是1993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,当时的《半月谈》重庆通联站站长郭志彩(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,后任重庆社科院副院长)找到我,说新华社约了一篇很重要的稿件,要求次日必须完稿并传真至总社。大意是,北京正在积极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,北京方面获悉,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收藏了一幅重庆青年画家陈可之的油画《东方之子》,且喜爱至极。总社希望重庆方面能组织一篇通讯,配合申奥宣传。接到任务后,我立刻约定陈可之进行采访。次日,我在家中赶写稿件,恰遇不到半岁的女儿发起高烧,爱人也不能请假。我只得抱着女儿“爬格子”,完成了通讯《“东方之子”:陈可之》。
稿子发出后,因公务较忙,我没太关心。到了1993年9月,北京申奥失败的消息传来,遗憾之余,我才想起那稿,猜度一定发不出来了。不想,一个月后,郭志彩在楼道上叫住我,说《半月谈》将稿子发出来了,还配了图片。
意外之喜下,我将这期刊物(1993年20期)送了几份给陈可之做纪念。有意思的是,陈可之正好应邀参加当年广交会后的艺术品交易会,经纪人将他的作品售卖价调高了一倍多,仍能顺利成交。据说,海外买家说自己读过《“东方之子”:陈可之》,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《半月谈》作为亚洲第一大刊的影响力。
2018年3月,我调任重庆市綦江区委书记。綦江区与贵州接壤,是重庆非贫困地区中最贫困的区。我在乡镇调研时发现,10多年前,为了争取上级多一点补贴,区县在申报区县级自然保护地时盲目求大,存在不科学、不合理现象。
譬如,綦江区石壕镇万隆村是当年中央红军为了保卫遵义会议佯攻重庆、牵制国民党部队的指挥所所在地,有着光荣的过往。但贫穷一直伴随着600多户、近2000名村民。“锅里没有煮的,手里没有数的”“有女不嫁万隆山,天晴落雨把门关”一度是这个村的真实写照。
脱贫攻坚战打响后,万隆村成为市里挂牌督战的贫困村。可由于10多年前整村被划进了县级自然保护区,路不能修、地不能动。村民好不容易搞起的农家乐也不得不流着眼泪关闭了。
如何处理好自然保护与脱贫攻坚的关系,实现双赢?恰巧此刻,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陪同半月谈杂志社副总编辑来綦江调研,我们就这一话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。大家都支持基层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。之后,新华社重庆分社专门就此现象进行了深度调研。不久,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到重庆,就这一突出问题做了调研。
如今,昔日的县级自然保护区通过专家调研、第三方评估,正在按程序科学合理优化。得知此事,世世代代居住在万隆村的村民说:“我们会像保护我们的生命一样保护好生态,通过生态旅游走向致富路。”
无论在哪个岗位,无论从事哪项工作,我都十分注重订阅、学用《半月谈》。去年底,我把自己在重庆市委党校讲课的讲课费掏出来,订了59份《半月谈》,分送给奋战在基层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记们。我相信,这群优秀的年轻干部,在繁忙之余,都会打开《半月谈》,分享来自各路记者深入基层一线的生动报道,在阅读杂志中有所增益。
《半月谈》,永远的良师益友!
值班编委:彭 巧